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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多生事端。

不过,也有例外,譬如成国公朱辅和镇远侯顾仕隆。成国公府一直都很有政治头脑, 虽然也有板上钉钉的爵位,但他们不愿坐吃山空, 而是不断积累政治资本,男子们兢兢业业地履职,女子也多与文官联姻, 嫁得最好的自然是李东阳之妻——朱夫人。

当他们看到了刘大夏的奏疏时, 他们不仅看到了危机, 也看到了机会。皇上自幼就表现出来重武的倾向,如果真能设立武举和武学,他是决计不会将这些权力全部让给文臣。如果勋贵们团结一心,奋力一搏,说不定就能分一杯羹,据此再苦心经营数年,或许还能重回土木堡之变前与文官分庭抗礼的盛况。

至于镇远侯顾仕隆,他却是勋臣中的一股清流,的的确确是个好人。他并非镇远侯一脉的嫡系,上上代镇远侯顾淳去世之后,膝下无嗣,于是从旁支中过继顾仕隆的父亲顾溥袭爵。顾溥十三岁就做了侯爷,却并未因此骄横,反而谦虚敦朴,在国子监勤习诗书、兵法。他长成之后,就被孝宗皇帝任命为总兵官镇守湖广。他在当地爱护军民,深得百姓爱戴,还借天象有异,对诸王府的乱占民田的现象进行了整顿。

在这样不畏权势,廉洁爱民的父亲教养下,顾仕隆也是文武双全,宽和谦逊,对那些尸位素餐的世袭将官多有不满,认为多吸纳一些人才进来有利于重振军威。只是他年纪尚小,又是今年刚刚袭爵,故而在勋贵集团中没有太多的话语权。

除了以上两派外,还有两个奇葩。前些日子里定国公府可谓名震京都。虽然朱厚照为了平衡势力,强压三法司放了徐延昌,可并不代表他对这些纨绔子弟仍有优容。戴珊既然识趣让步,朱厚照也不好把人家逼上绝路,也需拿出一个态度来。勋贵除了军务之外,还在重要典礼上负责礼仪职能,礼仪典制虽然繁琐,却是无上的荣耀。

而朱厚照直接剥夺了在他大婚中定国公应承担的礼仪职能。这可谓照脸打了一记耳光。徐光祚为此羞惭不已,破天荒地开始约束族人,整个定国公从上到下都开始夹着尾巴做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定国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谨慎,不愿再轻易站队。

而魏国公徐俌之所以也静观其变,则是因为他十分迷信。孝宗皇帝曾经派他掌南京中军都督府事,兼任南京守备。南京是大明的留都,他作为此地的军事长官,地位尊崇,非同凡响。然而此人干了几年居然强烈要求辞官,原因是遇到了不祥之兆……

到最后,孝宗皇帝便只让他负责南京左军都督府的事务。此时,遇到这样的大事,他怎么能不算一卦,然而府中的“高人”们说法不一,有的说吉,有的说凶,他也为此左右为难,故而先按兵不动,等到天机明朗时,才做决策。

勋贵们是意见不一,文官中也不是铁板一块。不少上层大臣对刘大夏颇有微词,认为他首鼠两端,先前明明说常设督抚,如今只因小皇帝的不悦便改弦易张,如此作为,哪里有半点文人的风骨,莫不是被戴家的遭遇吓破了胆。

有这样的说法,也在情理之中,毕竟文官节制武将似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,常设督抚是乘胜追击,而设立武举武学反而是倒退了一步,给了武将集团乘虚而入的机会。万一皇上拉偏架,他们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
而诸如李东阳、谢迁等人反而乐见其成,他们都是心胸宽大,注重实务之人,明白大明如今这个军务,如果再不整顿,若再有一个外族大举入侵,就真的只能大家一起玩完儿。在共同利益面前,他们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力,不争一时之长短。

还有一些中下级的官吏们,则将这次改革作为自己上升的终南捷径。这时的冗员已经非常严重了,洪武爷制定的俸禄又那么低,在肥缺上的官吏可以中饱私囊,坐冷板凳的小官就只能清贫度日。设武学、开武举都是大事,必然需要大量用人,如果他们积极响应,说不定就能受到擢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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