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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03章 伐元(五七)真相浮现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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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承恩的这档子事传到经略行辕,高务实也觉得有些棘手。

按理说,麻承恩接受的直接命令是堵口,确保将察哈尔蒙军主力围住。结果麻承恩本来可以赶到,最后却因故未曾完成,反而遭遇了一场看似平手、实则吃了暗亏的战斗,造成重大战略失利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,麻承恩理当受到严惩。如果碰巧高务实此时想要立威的话,哪怕是“借尔人头一用”,那也是可以的。

然而现实往往不能完全讲道理,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有很多,最终得出的结论十有八九都会是折中的。

比如方才说,此刻对麻承恩最严厉的处罚可以是“借尔人头一用”。高务实身为蒙元经略,手持尚方宝剑,如果他愿意,完全可以用圣旨里授予他对“不用命”者的全权处置权直接斩杀、以正军法。

可是,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:麻承恩真的该死吗?他死了谁获益、谁折本?他不死对将来是否有好处?

成年人从来不该是一时激愤就做出决定的,而政治家显然更是如此。就好比冲冠一怒为红颜绝无可能,吴三桂极大概率应该是被大顺军在京师拷掠百官逼饷的做法,以及那封说他老爹吴襄被抓的假情报误导,判断出自己投身大顺绝无好下场,而当时他西有李自成、东有多尔衮,实在没地方跑,所以才最终决定“借兵”——能借就借,不行只好投了。

总之,作为一个军事团体的领袖,他一切考虑的出发点都是利益,也只能是利益。别说陈圆圆在吴三桂心目中的地位到底高不高都很难说,就算退一万步讲,即便很高又如何,高得过在李隆基眼中的杨玉环吗?

同样的道理,高务实此时也不能傻乎乎地因为麻承恩“违令失机”就怒而处置,而是要把上面那几个问题先搞明白。

这三个问题里头,其实最关键是第二个:他死了谁获益、谁折本?

作为麻家军年轻一代里头的佼佼者,麻承恩是和他叔父麻贵一样的总兵级顶级将领,某种程度上而言,也就是麻家军下一代的领袖人物。

麻家将本身是高务实最早收至麾下的将门,既是高党武将的元勋,又是宣大将门的代表。心学派根本没考虑往宣大掺沙子,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麻家军、马家军这两大将门坚决站在高务实阵营,宣大三镇根本就针插不进。

哦,其实心学派早前倒也想过往宣大掺沙子,比如几年前把李如松调去做山西总兵其实就是一次尝试。

只不过这个人选挑得不好,李如松打仗是名将之选,搞政治则纯属外行,连着出了几次“跋扈”事件,搞得很多人下不来台。

后来赶上西北之乱,李如松被高务实调去西北打仗立了功。在高务实回京之后,他就被皇帝放在固原混了一段时间陕西总兵[注:陕西三边其实有五个总兵,包括陕西总兵、延绥总兵、宁夏总兵、临洮总兵、甘肃总兵]。再后来李成梁出事,更是干脆直接让李如松回镇辽东了。

之所以会这样发展,一来是李家在辽东势大,李成梁下台得有人能镇得住李家军;二来也是因为以李如松的脾气实在干不好统战工作,到哪都得罪人,让他搞掺沙子这种政治上的技术活,根本就毫无指望。

言归正传,麻家军既然在高党之中如此要紧,高务实怎么可能因为这样一件事就杀了麻家下一代的领袖,这不是典型的“亲者痛仇者快”么?何况麻家将目前虽然人才济济,但麻承恩的身份还真有些特别。

他是麻富之子,而且还是独子。麻富当年是英年早逝,之后作为麻承恩大伯的麻锦和作为三叔的麻贵都对麻承恩格外宠爱。这大伯、三叔俩人甚至不惜拉下脸来,将麻承恩送到马芳门下锻炼,为的就是好好培养他,以免将来自己在九泉之下无颜面对兄弟。

如今麻贵刚刚在三峡口获胜,高务实这边如果转头就严惩麻承恩,那让麻贵怎么想?

怎么,我麻家满门上下自带精兵干粮,二十年来拜在你新郑高氏门下卖力又卖命,现在你因为一场仗没打好,二话不说就把我亲侄儿一刀砍了?
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别说杀了麻承恩,就算严惩都极不理智。实在是典型的拿自己开刀还去问别人服不服,跟后世被网民群嘲的三哥没两样,属于脑子进水的顶尖表现。

谁获益?那肯定是心学派获益啊!你高某人自断臂膀,我心学派还不得乐出花来?至于谁折本那就不必说了。

第二重要的是麻承恩不死对将来可有好处?这一点几乎也是肯定的。回顾一下麻承恩的晋升之路就可以发现,他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做到宣府总兵,最重要的战功都是跟着高务实打出来的,而升任宣府总兵更有高务实从中推动之力。

按照大明官场的习惯,麻承恩脑门上的高字可谓耀眼夺目,他除非想被全天下人戳脊梁骨,否则这辈子都不大可能做出背叛高务实的事来。

关于这一点,参考原历史上袁崇焕被崇祯杀了之后,祖大寿竟敢直接带兵走人就可窥见一斑——当时袁崇焕和祖大寿的关系就和此时高务实与麻家将的关系类似。祖大寿当时很清楚崇祯不会对他如何,但他依然二话不说直接带兵走人,原因就是顺从时代习惯:对皇帝忠不忠是小,对恩堂忠不忠是大。

后世之人对这种思维可能难以理解,其实这种情况是有文化基础的。你看孔子就明确支持“亲亲相隐”,他说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”。意思是家里人犯了罪,你是应该给他隐瞒不报的,因为这是一种最真挚也最基本的人性——孔子可没说要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

这种思想逐渐发酵,就形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制度,继而又形成了层层效忠的思维。到了大明时代,随着官场上师生关系和军队中的家丁制度等盛行,便发展出了文官“恩相”、“恩堂”大于皇帝,家主之命大于圣旨军令等奇特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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